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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辈子处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泼辣”过。过去我在新四军任三师师长时，见过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说当时对我的印象是有“儒将”风度。“儒”字我不敢当，我读书不多，对马列主义重在领会精神实质，并未系统地读；其他亦未学有专长。这话只是说明我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文、讲理的。但是，面对不讲理的人，我也绝不“温、良、恭、俭、让”。那时我是囚徒，又年老体弱，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毕竟表达了我反抗的意志，有时也多少有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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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讯息，恢复了和家属的联系，最难过的日子似乎已熬了过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态度大大改变。厕所、洗澡间都开放给我们使用，暖气也好了一些，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原因。我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大变。

　　1972年1月，我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陈毅和朱老总当年曾带动我们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上井冈山改编后，陈毅是直接领导我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他又是直接领导我的军长。多年的老上级、老战友辞世，论公谊、论私交，我心中的难过是无可形容的。但我连去追悼他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但详情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尊重的上级领导，陶铸和我还是谈得来的朋友。他们莫名其故地死去，令我悲伤不已。

　　1972年2月，我病稍好，出院回监。那时，我们同被监护的一批人已又迁移到政治干校。我出院后也搬了过去，陪我同去的连长态度较好。到干校后，管理制度未变，生活却有所改善。这里有一个天井，被监护的人可以分别时间到那里散步。住房有20平方米左右，有点余地可以走动。此外，这里是楼房，设有卫生间，厕所和洗澡设备齐全，日子好过多了。彭总、谭政就住在我隔壁，还不时听见李井泉向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声音。班禅后来告诉我，他住得也离我不远。其他同监者多半不在这里，听说彭真已和我们分开，万里则已经出狱，解除监护了。这是个好消息。

　　这以后不久就准许家属探视。一年可以见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提出申请，经批准见面。探视办法是：由专案组把时间通知家属，届时先把我送到部队驻地，在会议室等候。然后由他们用车把家属接来。大家围着一个长桌坐下，门口另设一套小桌椅，有监护人员坐在那里旁听。我记得第一次是我老伴带着我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来的，但也记不太清楚了。大女儿已经结了婚，1973年生了一个小外孙女，有一次还带了小家伙来。小孩刚出生不久，包在小被里，就放在那长桌上睡觉。我们除谈谈家庭生活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每天看报特别留心这个方面，而且还认真地辨别真伪。可惜家里人对此知识甚少，而且接触面也小，了解情况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