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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英命令根据地保卫局将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当反革命捆绑关押起来，并对这些人严刑拷打。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戴季英说这些同志“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最后，这49名红军官兵全部被处决。

    在戴季英的“革命”热情下，“肃反”运动瘟疫似地蔓延开来。

    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被处决，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指战员中凡是对“七里坪之围”流露出某些怀疑和不满情绪，都被扣上“右倾思想”的帽子，轻者罚以苦工，重则逮捕处决。

    这样的肃反扩大化最终搞得红25军军心涣散，七里坪一役下来，红25军损兵折将，部队从当初的13000人减员至6000人，实力大损，被迫撤围。

    1935年9月，红25军在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会师后，又将肃反的政策与手段带到了陕北根据地。戴季英鼓动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等人在陕北根据地又成立了保卫局，戴自任局长。

    在戴季英眼中，陕北根据地所有的党、军队和地方干部都成了反革命。10月1日，戴季英指示保卫局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0月6日，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先后被捕。接着，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60余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

    被捕人员一律遭到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峻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派人接管了戴季英的政治保卫局，才总算救出刘志丹等人。

    抗战暴发后的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季英到大别山新四军第四支队做副司令员。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原来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就是戴季英的部下，对戴季英在鄂豫皖大搞“肃反”的作风深恶痛绝。他告诫部下，不要听戴季英的，凡事多和自己商量。因此，戴季英和高敬亭较上了劲。他多次向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小报告，捏造事实，对高敬亭诬告陷害，挑拨离间高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的关系。

    1939年5月，四支队主力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侵吞金银叛逃，公开带人带枪投靠了桂系军队。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但因为杨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亭一手提拨起来的，戴季英就向新四军军长叶挺打报告说，杨、曹叛逃是高敬亭指使的。在戴季英的煽动下，高敬亭被叶挺抓了起来。戴季英亲自对高进行了吊打，罗织罪名。最终，高敬亭这位战功赫赫的共产党高级将领被错误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