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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该项报告包括了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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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其事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这是在同一国际形势背景下发生的两件事，必须弄清这些实际情况，加以区别，这才是对重要史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在澄清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决不能否认当时在执行疏散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除了都用了一个战备疏散的名义外，差不多同时离京的林彪的待遇与刘少奇、陶铸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犯及其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乘机对疏散到各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陶铸，进行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罪恶昭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彻底清算和历史的公正审判。

　　第三，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许多文教单位一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

　　关于下放干部问题。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向全国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的同时，就宣布这"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同时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工厂里"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有一条就是"下放科室人员"。当时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并不仅仅限于工厂。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的经验很好"。按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发出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此，"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前面提到的例五《耀邦同志二、三事》一文所述的团中央机关于1969年5月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所谓林彪的"第一号令"导致团中央机关下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同样，《"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关于"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的断语，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仅限于全军各部队，所以根本谈不到是对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从词义上说，如把"最后通牒"一词理解为是对某件事情的"最后的话"，那么，对"第一号令"下达8天以后，中央才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的通知》又作何解释呢？前者还能算作是"最后通牒"吗？颇具说服力的倒是这个专讲下放问题的《通知》，竟丝毫没有"第一号令"的蛛丝马迹。10月26日发出的这个《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将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各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联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便全部下放地方管理。

　当然，事物发展过程中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否定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下放干部问题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不能忽略战略疏散的紧张气氛，客观上对当时仍在进行的干部下放起了催促加快的影响作用。但是，客观影响与直接原因在这里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在对待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过时。总而言之，在弄清了林彪的"第一号令"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弄清了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弄清了干部及文教单位下放的原委之后，对于多年来不断被一些文章、专著重复着的那种错误说法，也就不难澄清了。结论是：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