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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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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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